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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107票 浏览20272次 时间:2013年7月12日 1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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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
司马光,生于北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卒于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字君实,号迂叟,是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夏县)人,世称涑水先生,进士出身,历任馆阁校勘、同知礼院、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御史中丞、翰林院学士兼侍读等职。熙宁三年(1070年),他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同,坚辞枢密副使,以端明殿学士出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市),次年改判西京御史台,退居洛阳,专事著史15年。哲宗即位,高大后临政,召司马光入主国事,任命为相(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身后追赠太师,封温国公,谥文正。

司马光家世代为宦,父亲司马池为宋仁宗宝元庆历间名臣,官至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一生以清直仁厚享有盛誉。司马光受家庭熏陶,笃诚好学,七岁时,“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即能了其大旨”,从此,“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15岁时所写文章,时人称许之“文辞纯浑,有西汉风”,20岁时中进士甲第,可谓功名早成。但他并不以此“矜夸满志,昆明于物,如谓大下莫己若也”,而是豪迈地提出:“贤者居世,会当履义蹈仁,以德自显,区区外名何足传邪!”这些话反映了青年司马光的胸怀与器识,立志以仁德建功立业,不求虚名。因此,步入仕途后的司马光,继续广泛深入地学习,达到了博学无所不通,音乐、律历、天文、术数皆极其妙的渊博程度,其中最用心力的是对经学与史学的研究,尤其,_对古籍阅读极广,考察极细,可谓通习知晓,烂熟于胸。他随读随作札记,仅26岁一年所写读史札记,便多达30来篇,就中萌发了删削卷帙浩繁的古史成一部编年体通史的著史想法,以方便阅读,而更为深沉的动力,则是封建政治的需要。

当时,北宋建国近百年,已出现种种危机,具有浓厚儒家思想的司马光,以积极用世的态度,连连上疏,陈述自己一整套的治国主张,大致是以人才、礼治、仁政、信义作为安邦治国的根本措施,这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除上疏陈述主张外,在他本人的从政活动中,亦能坚持原则,积极贯彻执行有利于国家的决策方略,尤其在荐贤斥佞的斗争中,他犯颜直谏,面折廷争,从不顾及个人安危,被称为社稷之臣,神宗也感慨地说:“如光者,常在左右,自可无过。”

在熙宁变法中,司马光与主持变法的王安石发生严重分歧。就其竭诚为国来说,二人是一致的,但在具体措施上,各有偏向。王安石主要是围绕着当时财政、军事上存在的问题,通过大刀阔斧的经济、军事改革措施,来解决燃眉之急。司马光则认为在守成时期,应偏重于通过伦理纲常的整顿,来把人们的思想束缚在原有制度的制约之内,即使改革,也定要稳妥,认为“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因为“大坏而更改,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无,臣恐风雨之不庇也”。司马光的主张虽然偏于保守;但实际上是一种在“守常”基础上的改革方略。从王安石变法中所出现的偏差和用人不当来看,证明了司马光在政治上的老练和稳健,除了魄力不及王安石外,政治上是成熟的。

在政见不同、难于合作的情况下,司马光退居洛阳,通过编纂史著,从历史的成败兴亡中,提取治国的借鉴,“使观者自责善恶得失”。应该说,司马光着史,是其从政治国的另一方式。早在宋仁宗嘉佑年间(1056——1063年),他曾与刘恕商量说:“余欲托始于周威烈王命韩赵魏为诸侯,下讫五代,因丘明编年之体,仿荀悦简要之文,网罗旧说,成一家之言。”这说明他30多岁时,已酝酿出《通鉴》的规模。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首呈《历年图》25卷,二年后又呈《通志》八卷,说明他在政事活动之余,已进行撰写。他的著史得到宋英宗、宋神宗的称赞、支持,宋英宗同意他设立书局,自择官属,神宗以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命名为《资治通鉴》,并亲制序文,以示重视。除了允许其借阅国家所有的图书资料外,神宗还将颖邸旧书3400卷,赏赐给司马光参考。修书所需笔、墨、绢、帛,以及果饵金钱之费,尽由国家供给,为他提供了优厚的著书条件。

司马光著史,还选取了刘恕、刘(分文)、范祖禹等人做为助手,他们既是当时第一流的史学家,又与司马光在政治、史学上观点一致,故能在编书中各显其才,通力合作。《通鉴》的成功,与他们的努力分不开,但最终使《通鉴》达到光辉顶点的,还决定于主编司马光的精心著述。正如刘恕之子刘羲仲所说:“先人在书局,只类事迹,勒成长编,其是非予夺之际,一出君实笔削。”

《通鉴》的编写,大致分三个步骤:一、排列丛目;二、编写长编;三、删改定稿。一二两步,在主编指导下由助手完成,第三步则完全由主编一人完成。全书的发凡起例由主编拿出后,编写过程中的具体方法和原则,司马光强调了以下几个方面:

一、严格的选材。丛目、长编的取材尽量广泛,提出“宁失于繁,毋失于略”,所选史料内容则着重在国家兴亡、政策得失、君臣道德等方面,目的在提供治国借鉴,反映生民休戚的情况。这样,所收史料除正史之外,诸如稗官野史、百家谱录、总集别集、传状碑志等总数不下300多种。长编长达650O多卷,3000多万字。

二、精心的考异。只有真实才有价值,只有有价值才能具备借鉴作用。任何史家著史都要对史料进行考异,而司马光除将考异所选史料收入正文之外,又将各种不同的说法和鉴别理由加以逐条说明,著成《通鉴考异》30卷,与《通鉴》一起奉上。由于考异中“抉择幽隐,校计毫厘”的严谨态度,大大增强了史著的可靠性、真实性,《通鉴》以信史著称,离不开《考异》的辅翼作用。而这种著史方式,为后世史家沿用,清代以考证史实见长的乾嘉学派,正是沿着这条路子发展起来的。

三、编制目录。《通鉴》记载了16个朝代1362年的史实,是一部总计294卷的长篇巨著,为翻检方便,于修史同时编写《通鉴目录》30卷,我国古代编年体史书因按年纪事,故没有篇目,不作目录,只是以年检索。司马光突破这种旧例,分三部分将年表、帝纪、历法、天象、目录、举要、索引集于一块,开创了编年体史书多功能目录的新体例,使《通鉴》体更臻于完善,将我国的历史编纂学推进到了新的水平上。

四、完善史体。编年体记事简明扼要,但受时间限制使史事拖沓割裂,不易反映全貌。司马光注意吸收纪传体的优点,为交待前因后果,大量采用连载、主载、附叙、追叙、补叙等写法,带有以事件为线索组织材料的性质,表现出突破编年体,酝酿纪事本末体的趋势,对南宋袁枢编纂《通鉴纪事本末》一书,有启迪先导之功。这一改造,使古老的编年体例焕发了新的生命力,后世仿作接踵以起,形成了一个从古至今的编年史书系统。这一系统中,《通鉴》以通史成书,便干“探明变化之由,寻求演变之迹”,与唐宋以来社会上“主通明变”的思潮相吻合,也与“资治通鉴”的目的相一致。

五、加工贯通。集体写书,由于手笔不同,风格各异,容易产生割裂驳杂的现象,但《通鉴》的语言风格如出一人之手,浑然一体,毫无雕琢弥缝的痕迹,这正是司马光精心改编和加工的结果。有着深厚文字功底的司马光,尤长于叙事,款款写来,原委了然,文字优美而质朴,格调古雅浑厚而又简洁晓畅,真可谓别具匠心,自成一体。有许多场面和人物描写,已成文学史上的名篇,而大型战争如赤壁之战,淝水之战的叙述,更是胜炙人口,引人入胜,超越了所有其他史书的记载,成为历史散文的上乘。

六、撰写附论。我国史家借论赞以寓褒贬劝戒之意,已成传统。司马光在《通鉴》一书中附论,不仅数量多,而且篇幅长。全书附有180多篇,80多篇援引他人之论,其余全为亲手撰写。所论多为治乱之因,君臣之道,是在以往所写史论与奏疏基础上,因史事而发挥,就时事而议论。字里行间,充满着匡辅的诚意和情感,寓褒贬臧否于其中,体现出因事劝谏的良苦用心,无论是民族问题还是用人原则,都针对现状提出了革除弊政的历史借鉴,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更具匠心的是,这么多的附论,与《通鉴》的内容取舍编排,竟是这样的浑然一体而不可分割,成为贯彻“资治”这一著史目的的点睛之笔。详实、体例精善、叙事生动、议论深刻、文风质朴的史学巨著终于完成了。主编司马光所耗费的心血是难以估量的。在《进通鉴表》中,他说:“研精极虑,穷竭所有,目力不足,继之以夜。”有人见其残稿堆积有两屋之多,皆蝇头小字,字字端谨,无一字潦草。书成之后,66岁的司马光,已是“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了。所以倾毕生精力于此书,还在于寄托其治国的热望,他恳切地希望皇帝通过观览此书,能够“鉴前世之兴衰,考古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是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这样,他也就“虽委骨九泉,志愿永毕了”。这不正说明了他著史是从政治国的另一方式吗?

实际上,《通鉴》的著述意义,已远远超过作者的本意,它不仅为统治者提供“资治”的借鉴,也给全社会提供了借鉴,为之作注的胡三省深暗此理。他说:“《通鉴》不特记治乱之迹而已,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读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清代王鸣盛也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近千年的历史证明:《通鉴》已与《史记》一样,被人们并称为史学瑰宝,广为流传,教益大众。而研究者代不乏人,使其成为一门专门学问,即“通鉴学”。如今,对《通鉴》的研究正多层次、多角度地展开,它将更多地为人类的进步提供借鉴。这一发展趋势,是司马光始料不及的,也是其卓绝贡献的必然结果。
司马光一生著述甚多,在《通鉴》系列著作中,还有《通鉴举要历》80卷、《历年图》七卷、《稽古录》20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另外,尚有其他著作20种,200余卷,是他对我国史学、经学、哲学乃至医学诗词等各方面进行研究和著述的成果,主要代表作有《翰林诗草》、《注古文孝经》、《易说》、《注太玄经》、《注扬子》、《书仪》、《游山行记》、《续诗话》、《医问》、《涑水纪闻》、《类篇》、《司马文正公集》等。

司马光虽热心于治国,但由于政见不同而未能有更多直接参与政事的机会。直到宋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后,67岁高龄的司马光,随着要求废除新法的浪潮被迎回宫中,担任了相职,开始“元佑更化”,尽罢新法。他执政一年半,竭尽全力日夜操劳,耗尽了毕生心血之后与世长辞了。噩耗传出,“京师人为之罢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过车者,盖以千万数”,在灵柩送往夏县时,送葬之“民哭公甚哀,如哭其私亲。四方来会葬者盖数万人”。至于画像祭奠的“天下皆是,家家挂象,饭食必祝”。一个封建社会中的宰相,能得到民众这样广泛真诚的悼念,实属罕见,也是历史的必然。


关羽
关羽(160-219),子云长,蜀汉建国前的大将, 蜀汉四虎将之首,刘备手下最早的将领,河东解良人。早年在家乡杀人,逃至涿郡与刘备、张飞相识。三人以兄弟相称,实有父子之谊,关羽虽然年长刘备两岁,但由于刘备汉室宗亲的身份,关羽仍尊刘备为兄。

在徐州讨伐吕布的战争中,关羽表现突出,深受曹操的欣赏。后刘备造反,为曹操所败,关羽被曹操生擒。关羽表明自己不愿离开刘备,曹操表示一有刘备的消息即让关羽离去。随后袁绍起兵攻打白马,关羽作为曹军大将出战,斩杀了袁绍手下大将颜良。然后关羽离开了曹操,至袁绍军中投奔刘备。

赤壁之战中,关羽作为刘备手下大将出战,镇守华容道。曹操逃至此处,撞阵得过。关羽没有能够抓住曹操。战后,关羽出征长沙,结果被韩玄手下大将黄忠击败。刘备大军杀到,终于收服黄忠,取下了长沙。然后刘备入川,诸葛亮作为二路援军起兵,留关羽镇守荆州。

镇守荆州后的关羽渐渐变得狂傲起来。在对东吴的政策上,关羽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孙权先是想和关羽和亲,但不仅被关羽拒绝,而且还受到一阵痛骂。其后想要进攻东吴,却被甘宁击败。215年,鲁肃摆下单刀会,痛骂关羽,使得蜀方只得割让三郡给东吴。后刘备自封汉中王,关羽被封为四虎将之首。219年,关羽起兵攻打樊城的曹仁。曹操闻讯后派于禁、庞德为援军前往救援。一场大战后,白马将军庞德一箭射中关羽头颅,关羽只得退兵整顿。此时一场大雨帮了关羽大忙,屯兵山谷内的曹军被水淹七军。关羽生擒了于禁,斩杀了庞德。再次进攻樊城时,被毒箭射中。军医为关羽刮骨疗伤,关羽稍有好转。而此时,东吴的吕蒙已用白衣渡江之计袭取了荆州。关羽此时又被曹仁、满宠击败,无路可去,只得退守麦城。

在麦城中的关羽四处求救,但由于平时他已将同僚基本上得罪完了,故而糜芳、刘封均不愿发出援军。关羽最后只得单骑突围,连连中东吴军的埋伏,最终被潘璋捉住。至建业城后,被孙权杀害,终年60岁。

历史上的关羽和《三国演义》里被神化的关羽有很大不同。历史上关羽既没有骑过赤兔马,也没舞过青龙刀;温酒斩华雄的事情是完全夺了孙坚的功劳,诛杀文丑则是曹操的谋略,就连他斩杀颜良这件事的第一功臣也应该是荀攸而非关羽;千里走单骑的事情也是子虚乌有,华容道之事也是与史实大相径亭;杀车胄、杀蔡阳则是夺了刘备的功劳;至于单刀会,这件事情的真正英雄是鲁肃。总之,演义中的关羽不是人,而是神。不过,演义中的关羽的英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关帝君也早已被千家万户供奉起来了。

郭宝臣
郭宝臣(1856~1918)乳名杆杆,又名栋臣,艺名“小元红”、“元元红”,山西省猗氏(今临猗)县北景村人。3岁丧父,家贫,12岁始入学读书,16岁辍学入襄陵一粮行学商。因酷爱戏曲,常摹名伶唱腔偶被名师张世喜发现,带至晋中祁县学艺,工生行,未出师即已享名。光绪二年(1876)入京,搭源顺和梆子班,不久声名鹊起,多次应召入宫献艺,并赴上海、天津、张家口等地演出。从光绪十四年(1888)起任义顺和班领班,在他的执掌下,该班班风整肃,秩序井然,为京中山陕梆子班之冠。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因老卸任,义顺和随之解体。此后至民国七年(1918),先后在三乐、玉成、瑞庆等班社搭班,经常在广和楼、广兴园、三庆园等处献艺、声价甚高。

郭宝臣嗓音宏亮,唱腔高亢激越,说白沉雄爽快,吐字清晰流畅,表演生动传神。其艺术造诣之深,影响之大,与当时京剧名家谭鑫培齐名。据当时报载,谭“平生不肯服人,独于宝臣之《探母》、《斩子》等剧,乃佩服至五体投地。”二人常切磋技艺,交换剧目。郭宝臣能戏在300本以上,经常上演的有《空城计》、《摘星楼》、《走雪山》、《滚钉板》、《祭灵》、《出棠邑》、《春秋笔》、《三疑计》、《浔阳楼》、《杀惜》等。他的演出剧目,结构严谨,文词讲究。清末民国初,书商常以“梆子腔准词,元元红唱本”为号召,出版他的演出本。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光绪西逃路经晋南,郭宝臣因接驾有功,被授五品军功、四品衔。民国初年,郭宝臣息影舞台,回乡养老至终。

郭宝臣为人诚恳忠厚,对技艺精益求精,但因痛感伶人社会地位低下,生活之艰难,结局之凄惨,因此一生格守不授徒、不摄影、不灌制唱片的戒律,使他精湛的演唱技艺没有能完整地继承下来。尽管如此,他对梆子戏艺术的影响和贡献不可低估。

柳宗元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祖籍河东(现在山西永济),故人称柳河东。生于长安(现在陕西西安),长于长安。幼敏悟。4岁时,母亲卢氏教以古赋14篇,皆能朗朗背诵。贞元9年(793),进士及第。这一时期,他在功名、仕途上都比较得意。21年(805),唐顺宗即位,33岁的柳宗元为礼部员外郎,协助王叔文等改革弊政,为反对宦官擅权、藩镇割据,做了不少于国于民有利的大事。王叔文革新集团执政不到7个月,因遭宦官和豪族大官僚的联合反扑而失败。宪宗即位,柳宗元被贬为永州(现在湖南零陵)司马。在永州10年,艰苦生活的磨练,辛勤的创作,使他在文学上获得了卓越的成就。元和10年(815),柳宗元奉诏回京,但旋即又改贬为柳州(现在属广西)刺史。柳州所处荒僻,环境恶劣,柳宗元尽力为百姓做了不少兴利除弊的好事,如释放奴婢、组织开垦荒地、兴办学堂、破除迷信落后风俗、发展文化卫生事业等。4年后卒于柳州,年仅47岁。世人又称他为柳柳州。

柳宗元和韩愈齐名,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诗幽峭明净,自成一家。有《柳宗元集》45卷,附外集两卷及补遗,搜辑比较完备。
卢纶
唐代大历十大才子冠冕的卢纶,诗名远播,但却屡试不第,人生与仕途都极不顺利,但他广泛的交游使他成为一个活跃的社交家,并最终借此步入仕途。

卢纶,唐大历十才子之一,字允言,河中蒲(今山西省永济县)人。《旧唐书•卢简辞传》说卢简辞(卢纶之子)原籍范阳,后来徙家于蒲,未可信。赵遴《因话录》卷三记其侄赵橹著《乡籍》一书,大夸河中人物之盛,以赵家为最著,说卢纶为赵家的女婿,卢纶的妻子为赵橹的姑姑,谈到外家敬氏,说“先世亦出自河中”。据此可知,卢纶祖上也居河中,不会为范阳人。而很可能因为范阳卢家为名族,便妄指范阳为卢纶祖籍。

卢纶的生年,现在一般工具书称约为唐玄宗天宝七年( 748年),游国恩等著《中国文学史》定为天宝七年,都是依据闻一多先生《唐诗大系》,似乎成为已定之论。但傅璇琮先生《唐代诗人丛考》认为 748年说不能成立,理由是姚合《极玄集》与《旧唐书•卢简辞传》载卢纶天宝末举进土不第。唐五代人所记当可靠,若生于天宝七年( 748年),天宝本只是一个八九岁的孩子,不可能举进土。又卢纶有几首诗自云为至德中作,若生于 748年,至德中只十来岁,不可能作此数首诗的。傅说较有道理。闻一多、游国恩说不曾提出依据,应以傅说为是。傅璇琮提出卢纶生年决不可能是 748年,而应大大提前,应生于开元二十五年( 737年)或更早几年。至于卢纶的卒年,一般工具书作约 800年,即贞元六年,也不可靠。据傅璇琮该书详细考证,卢纶卒于贞元十四年、十五年间,即798——799年间。

卢纶祖上、近世官皆不显,曾祖父为永宁令,祖父为济州司马,父亲为临黄县尉,他的亲属也大多为县丞、县尉之类的小官。这种社会地位,即介于达官阶层和士民阶层之间的社会地位,使他既有依附达官贵人、以诗干进的一面,又有了解社会现实、创作出一些优秀之作的一面。

少年时代的卢纶,由于家境并不很好,世道不宁,父亲可能去世较早,他本人又多病,生活并不美好,可能有好些时间,是在舅舅家度过的。他在《纶与吉侍郎中孚……兼寄夏侍御审侯仓曹钊》诗中自称:“八岁始读书,四方遂有兵。……禀命孤且贱,少为病所婴。”又在《赴池州拜觐舅氏留上考功郎中舅》诗中说:“孤贱易磋跎,其如酷似何。衰荣同族少,生长外家多。别国桑榆在,沾衣血泪和。应怜失行雁,霜霰寄烟波。”

过了几年后,卢纶走举试之途,又多不顺利。上文谈到《极玄集》、《旧唐书》都记载卢纶天宝末举进士不第。卢纶有《落第后归终南别业》诗,道:“久为名所误,春尽始归山。落羽羞言命,逢人强破颜。”《纶与吉侍郎中孚……》中说:“方逢粟比金,未识公与卿。十上不可待,三年竟无成。”由这些诗可知,卢纶天宝未落第后,曾在终南山居住读书,又几次应举,但均未能及第。后来他“奉亲避地于鄱阳”,是几次应举都未能及第后,大概为生活所迫,或家遭变故,远赴鄱阳。可能他舅舅家其时在鄱阳一带居住,他又去投靠舅家了。大历初,卢纶又由邵阳赴长安应举,《新唐书》本传说他大历初数举进士不入第。在举试之途,是彻底失败了。

卢纶举试不利,而在诗坛却名声渐盛。大历年间,他在长安,在鄱阳,与吉中孚、司空曙、苗发、崔峒、耿韦、李瑞等交游唱酬,被称为大历十才子。卢纶堪称十才子之冠冕,受到宰相元载、王缙的赏识与推荐,由诗坛步入仕途。元载将卢纶之诗进给皇上,补阌乡尉。后来又因王缙的礼聘,为集贤学士、监察御史,这中间又曾任河南巩县令。元载、王缙获罪时,卢纶受到牵连,因此还被拘禁过。德宗即使后,卢纶又被任为昭应县令。朱(氵此)之乱发生后,咸宁王浑(王咸)兼河中尹、河中绛慈隰节度使、诸军行营兵马副元帅,镇守河中,召卢纶为元帅府判官。军营生活,使卢纶诗风较为粗犷雄放,关于军旅边塞的诗作,写得极有生气,为大历十才子其他诗人所难及。

因他的诗受到德宗重视,官至检校户部郎中。正当他在官场将要青云直上的时候,生命却终结了。

卢纶一生如此不得意,只是因为权贵的推荐,才作了很短时期的官,可以说是得利于社交。卢纶所交往的人物,不乏权贵大僚,除前面提到的宰相元载、王缙外,任过实职的宰相还有常衮、李勉、齐映、陆赞、贾耽、裴均、 令狐楚,浑(王咸)、马燧、韦皋虽未任过宰相,但也是大权在握的人物。卢纶与之交往的,还有封疆大吏、重要朝官和掌握着入仕、升迁大权的人物,如皇浦温、鲍防、黎干、卢甚、张建封、韦渠牟、裴延龄、王延昌、徐浩、薛邕、赵涓、李纾、包佶、吉中孚、肖昕,其他朝臣、各级官员和名门子弟则更多。与一些著名诗人的交往则更无须细数。从这个意义上讲,卢纶又是一个非常活跃的社交家。

卢纶的诗,早年即以“舟人夜语觉潮生”为人称道。直至垂暮之年,文学才华也未消歇,《和张仆射塞下曲》成为诗歌史上的千古名作。在大历十才子中,他虽一生不得意,但死得最晚,所以对改变当时文体、诗风的影响也就最大。
吕洞宾

在民间,吕洞宾是一位与观音菩萨、关公一样妇孺皆知、香火占尽的人物,他们合称“三大神明”。唐宋以来,他与铁拐李、汉钟离、蓝采和、张果老、何仙姑、韩湘子、曹国舅并称为“八洞神仙”。在山西民间信仰中,他是八仙中最著名、民间传说最多的一位。谈到八仙传说,人们不禁会问:吕洞宾究竟是仙,还是人?他的故乡在何处?

吕洞宾,原名吕岩,故乡在河中府永乐镇(今山西永济县)。他出生于世代官宦之家,祖辈都做过隋唐官吏,吕洞宾自幼熟读经史,有人说他曾在唐宝历元年(公元825年)中了进土,当过地方官吏。

后来,他因厌倦兵起民变的混乱时世,抛弃人间功名富贵,和妻子一起来到中条山上的九峰山修行。他和妻子各居一洞,相对可望,遂改名为吕洞宾;“吕”,指他们夫妇两口,两口为吕;“洞”,是居住的山洞;“宾”,即告诉人们自己是山洞里的宾客。他的道号为纯阳子。他在弃官出走之前广施恩惠,将万贯家产散发给贫民,为百姓办了许多好事。民间传说他在修炼过程中,巧遇仙人钟离权,拜之为师。修仙成功之后,下山云游四方,为百姓解除疾病,从不要任何报酬。吕洞宾一生乐善好施,扶危济困,深得百姓敬仰。他死后,家乡百姓为他修建了“吕公祠”,以示纪念。到了金代,因吕洞宾信奉道教,于是将“祠”改成了“观”。元朝初年,忽必烈知道吕洞宾信奉的道教在群众中颇为流传,就想利用宗教和吕洞宾的声望巩固自己的统治,派国师丘处机管领道教,拆毁“吕公观”,大兴土木,修建了“永乐宫”。从修建大殿到绘完几座殿堂的壁画,历时110年,几乎与整个元朝共始终。

吕洞宾本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人物,而在民间长期流传中,却象雪球的滚动一般,故事愈来愈加丰富,成为一个箭垛式的传说人物。民间流传的吕洞宾传说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儒、道、佛三教交融。吕洞宾修习方术,得道成仙,这是道教出世思想。他成仙之后则要“度尽天下众生”,这又体现了儒家“兼济天下”的入世思想。而那长生于人世、乐于施舍的所作所为,又是佛教思想的反映。从吕洞宾传说中可看到山西民间信仰中三教文化融合的印迹。二是不断增加世俗化内容,如吕洞宾时常出现于酒楼、茶馆、饭铺等吃吃喝喝,走后留下仙迹。他放荡形骸,不拘小节,好酒能诗爱女色,所谓“酒色财气吕洞宾”,所谓“吕洞宾戏牡丹”(白牡丹为当时名妓),都为人们所熟知,这些世俗生活内容,使吕洞宾这位仙人更富有人情味,赢得了百姓喜爱。三是与文人传说相结合。吕洞宾修行出走之前的儒者经历,以及他饮酒、赋诗,追求山林的情趣,更适应了中下层文人口味。在故事流传过程中,附合了许多文人传说因素,使他同时成为失意知识分子的形象的神仙代表。吕洞宾传说的这些特点是在长期流传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是多种文化现象的积淀,使得这类传说的研究意义更为深远。

永乐宫由宫门、龙虎殿、无极殿、纯阳殿、重阳殿五座建筑物组成。它们自南向北依次排列在一条中轴线上,东西两面不设配殿等附属建筑,从构件规制上吸取了宋代“营造法式”,在建筑结构上采用了辽金时期的“减柱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这些元代殿宇中,最有价值的是无极殿和纯阳殿。

无极殿,又称三清殿,因奉把道教神话中的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道德天尊而得名。举目望去,殿脊黄蓝相间琉璃浮雕,五彩缤纷。殿顶砌造的人物、花卉、龙凤、映群,千姿百态,形象逼真。殿内四壁,满布壁画,以人物画居多,面积是 4O3.34平方米,画面上有人物 286个,这就是著名的《朝元图》。众多的人物,按对称仪仗形式排列,以南极、东极、紫微、勾陈、玉皇、后土、木公、金母八个大像为主体,组成了恭贺朝拜“三清”的场面。其中有龙袍加身的帝王,有凤冠霞被的皇后,有妩媚轻盈的侍女,有急如星火的差役,还有,武将骁勇骠悍,力士威武强壮,玉女天姿绰约。整个画面气势雄伟,场面壮阔,笔力遒劲流畅,色彩绚丽协调,人物刻画细腻传神,栩栩如生,既表现了群仙聚会的盛况,又体现了中国封建朝廷仪仗,犹如一幅“汉宫威仪图”,堪称中国绘画史上的杰作。

纯阳殿,又称吕祖殿,为奉祀吕洞宾而建。殿内塑有吕祖像,面目和善慈祥,神态端庄自如。殿内壁画,描绘的是吕洞宾的生平事迹,从诞生起,到得道成仙,普渡众生,游戏人间,采用的是连环画的形式,每幅画面之间用山石、云雾、树木、河流等自然景色相隔相连,远观浑然一体,近看内容各异。虽为宗教画题,但反映了元朝以前我国人民的生活习俗和社会风貌。这一幅幅壁画形象地展示了殿堂楼阁,桥梁涵洞、酒肆茶馆、村舍民居等物质民俗,表现了官吏、学生、平民、商贾等各个阶层、各类人物的生活,还有舟船河中行驶、婴儿诞生仪礼、老人死后祭奠场景,这一切都为我们研究宋金元社会史和风俗史提供了重要资料。

在纯阳殿后门的出口处,有一幅《钟吕谈道图》,俗称“盘道”,画的是钟离权诱导吕洞宾修仙学道的场面。画面背景有起伏的群山,有潺潺的流水,有古老苍劲的松树,景色秀丽雅静,师徒二人侧身对坐,钟离权袒胸畅谈,举止大方;吕洞宾凝神注视,侧目静听,神态谦恭。这幅画成功地展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情与景有机交融,气韵生动,活灵活现。

永乐宫原建在永乐镇。1958年因黄河三门峡水库工程上马,而永乐宫正处于淹没区内,为了保护这一珍贵的历史文物,国家拨出巨款,进行了规模浩大的迁移工程,全部壁画分块割取,按照原样安装复原,将永乐宫完好无缺地迁移到了芮城县城北的龙泉村。这里曾为“古魏城遗址”,有唐代建筑龙泉寺,前为黄河水库,后是巍巍中条山,清澈的泉水环绕旁边,更为永乐宫增添了迷人的景色。

聂夷中
聂夷中,字坦之,唐河东(今山西永济一带)人,以诗名世。现所知有关聂夷中的资料极少,据《唐诗纪事》和《唐才子传》,知聂夷中出身贫寒,与许棠、公乘亿等同为唐懿宗咸通十二年(871年)礼部侍郎高湜下进士,是该榜进士中最穷苦者。进士及第后,因为藩镇割据的战乱时有发生,不能正常铨选官吏,他在京城长安滞留了很久,穷到了皂裘破敝、谷米艰难的地步,后得调华阴县尉,到任后,惟琴书而已。这是聂夷中咸通年间的一点情况,至于此前和此后的情况,已难考知了。爱语文

虽则如此,聂夷中却是一位人所共知的人物。他名以诗传。在晚唐诗坛上,聂夷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诗人。爱语文

因为出身贫寒,仕途险阻,进退维谷,饱尝穷因的辛酸与苦楚,对下层百姓的生括极为了解,对社会有深刻的认识,所以聂夷中的诗多伤俗悯时之作,多同情下层穷苦百姓,哀稼穑之艰难,对封建统治阶级进行含蓄的讽刺。《唐才子传》称他的诗多“警醒之辞”,认为“裨补政治,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正《国风》之义也。”这个评价是颇为中肯的。例如他的《公子家》诗:“种花满西园,花发青楼道。花下一禾生,去之为恶草。”既讥富家子弟之无知,又叹世间有用之物遭抛弃,含蓄地谴责一种背悖情理的现象。《伤田家》诗云:“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写得尤为沉痛,读之感人。《田家》诗云:“父耕原上田,子劚山下荒。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仓。”指斥剥削阶级不知人民劳苦,只知夺取人民辛勤劳动的果实。又著名的“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念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一首,《全唐诗》一作李绅诗,一作聂夷中诗。即使确为李绅之作,所以被当作聂夷中诗,是因为这首诗从思想内容到风格,都与聂夷中诗相同。从聂夷中这此诗中可以看出,因阶级出身,生活状况不同,其爱憎、感情当然也不同。出身贫苦,同情贫苦劳众,方能为劳动阶级呼吁,其诗所反映的,才是劳动人民所需要表达的。聂夷中这样的诗人,方可称得上劳动人民的代言人。爱语文

聂夷中的诗,所存不多,《全唐诗》存其1卷。他精于古诗,深得古乐府之体。这正是反映劳动人民心声的好形式,用语平白,通晓自然,近于民歌。用意委婉,憎爱分明,有补于时。所以《唐才子传》称其诗“正《国风》之义也”。爱语文

聂夷中是一个有才华而命运不好的诗人,亦即《唐才子传》所云“才足而命屯”。虽一生困顿,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视,他的诗将永远流传。

裴度

裴度,生于唐代宗永泰元年(765年)卒于唐文宗开成四年(839年),字中立,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唐代后期杰出的政治家。

裴度出生于一个封建官僚家庭,25岁时考中进土,后又“应举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对策高等,授河阴县尉”,从此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裴度居官勤于职守,尤其在“慨然发奋,志平僭逆”的宪宗继位以后,任事多称宪宗旨意,所以不断加官进职,由监察御史,累迁起居舍人、中书舍人、御史中丞、刑部侍郎、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做了执政宰相。20余年间,裴度在宪宗、穆宗、敬宗、文宗四朝历任显职。由于他“执生不回,忠于事业,时政或有所阙,靡不极言之”,因而屡遭皇帝的冷落和权臣的嫉恨、排挤。他虽三次为相,却五次被排挤出朝廷,到太原、兴元、襄阳和东都洛阳去做节度使或留守等地方官。尽管如此,裴度的“威望德业”,一直为世所重,时人论将相,皆“推度为首”。就连“四夷君长”,“见唐使,辄问度老少用舍”。可见当时他威望之高和影响之大。唐朝以后的许多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如刘(日句)、司马光、欧阳修、李贽等人,都称赞裴度“以身系国家轻重如郭子仪者二十余年”。

裴度生活在安史之乱以后的七十余年中,当时,唐朝的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日趋复杂、激化。加之朝官结为朋党,各自内结宦官,外连藩镇,互相排斥,互相倾轧,使唐后期的政治更加混乱、黑暗。裴度为了维护唐朝的统一,坚持打击藩镇割据势力;为了整肃朝纲,坚持与跋扈的宦官、蠹国败政的奸臣作斗争。这是符合人民群众愿望,顺应历史发展要求的。

宪宗是唐后期力主打击藩镇的皇帝,先后辅佐他的宰相杜黄裳、李吉甫、武元衡和裴度,都是力主打击藩镇的著名政治家,而裴度则是他们之中功绩卓著的代表人物。

裴度早在任宰相之前,就为削藩做出过贡献。元和七年(812年)八月,魏博节度使田季安死,魏博将土拥立步射都知兵马使田兴(田兴归顺后,朝廷赐各弘正)为留后。为了稳定魏博军民的情绪,十一月,裴度受命去魏州宣谕。裴度在魏州,对田兴极陈“君臣之义”,使田兴“奉上益谨”。同时,奉命“以钱百五十万缗赏军士”,宣布魏博“六州百姓给复一年”。他又遍至魏博所辖州县,“赦见囚,存问高年、茕独、废疾不能自存者”。以致魏博的军士和各阶层人民都非常感悦。一直到长庆元年(821年),田兴遇害身死,始终忠于朝廷,并在唐朝进行的平叛战争中,屡立奇功。魏博六州,自田兴归顺朝廷至长庆二年,也一直是唐朝中央的直接统治区。这一成就的取得,裴度魏州之行对田兴和魏博军民的处置,无疑是重要因素之一。

裴度辅佐宪宗平定淮西叛乱,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一项业绩。元和九年(814年)八月,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自领军务,并“发兵四出,屠午阳,焚叶,掠鲁山、襄阳”,“及于东畿”,“关东震骇”。在如何对待反叛的吴元济问题上,当时大多数朝臣是主和派,主张赦免吴元济之罪,并加委他做准西节度使。而裴度等主战派则认为,淮西是“不得不除”的“心腹之患”。且准西“军中上下携离”,又处于“残弊困剧之余,而当天下之全力,其破败可立待”。由于宪宗支持主战派的意见,十月,开始了讨伐淮西的行动。

恒州的王承宗、郓州的李师道等割据势力,为了援助淮面,派亡命之徒刺杀主战派大臣,于是武元衡、裴度就成为王承宗、李师道等暗杀的主要对象。六月三日拂晓,武元衡、裴度早朝途中,分别遇刺,武元衡遇刺身亡,裴度身负重伤。

藩镇割据势力向主战派宰执大臣下毒手,朝廷内主和派的大臣们,以“人情恐惧”为借口,纷纷要求宪宗罢淮西之兵,甚至要求宪宗“罢(裴)度官,以安恒、郓之心”。裴度面对王承宗、李师道等的暗杀威胁,和主和派“罢兵”的压力,向宪宗极陈:“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业已讨之,两河藩镇跋扈者,将视此为高下,不可中止”。宪宗支持裴度的意见,没有动摇,并立即提拔裴度为宰相,“悉以用兵事付度”。裴度执政后,以“平贼为己任”。人们也认为,裴度主政,“必能殄寇。自是诛贱之计,日闻献替,军用益急”。这对藩镇割据势力,和朝内的主和派都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元和十二年七月,讨伐淮西的战争进入第四个年头。前方战争屡屡失利,兵饷运输又发生了严重困难。朝中主和派官员,乘机“竞言师老财竭”,劝宪宗从速“罢兵”。唯有裴度一人坚持把讨伐战争打到底。他认为吴元济“势实窘迫”,必败无疑;讨伐军屡次失利,不是敌人强大,而是因为“诸将心不一”,不能齐心协力。为加强前线的领导,裴度自请去前方“督战”。他表示:“臣誓不与此贼俱生”,“若贼灭,则朝天有期;贼在,则归阙无日”。宪宗遂任命他以宰相衔,兼彰义军节度使、淮西宣谕处置使,做了讨伐淮西的前线总指挥。八月下旬,裴度亲赴前线,驻郾城。他取消中使监军,使“兵柄专制于将”,调动了将士们的积极性,“军法严肃,号令划一,以是出战皆捷”,扭转了战局。十月初,裴度赞同唐邓节度使李朔的作战计划。于是,李朔乘一个大风雪之夜,急行军120里,袭破蔡州城,活捉罪魁吴元济,取得了讨伐淮西的胜利。裴度到蔡州,宣布废除吴元济时“禁人偶语于途,夜不燃烛,有以酒食馈遗者”处以死罪等酷法。对叛乱者,裴度坚持只杀魁首,胁从不问的政策,召降了数万蔡州士兵,因其中十之九“不乐为兵,愿归为农”,裴度“悉纵之”。这些措施,有利于蔡州地区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社会生产的恢复发展。

讨伐谁西的胜利,大大震慑了河北、山东的割据者。有自动归附的,如元和十三年正月,横海节度使程权,“内不自安,遣使上表,请举族人朝”。幽州节度使刘总也以“卢龙八州归于有司”。有内心恐惧,犹豫观望的,如恒州的王承宗。裴度遂派遣布衣柏耆往恒州游说,王承宗被迫“以二子为质,及献德、棣二州,输租税,请官吏”。对反复无常的郓州李师道,裴度力劝宪宗出兵讨伐。从元和十三年七月,至十四年二月,用兵七个月,终于诛杀李师道,收复淄青十二州。“当此之时,唐之威令,几于复振”,史称宪宗“中兴”。裴度不愧为“中兴”的功臣。

宦官专权,是唐后期政治腐败的重要内容。由于宦官跋扈太甚,唐后期的一些皇帝、朝宦,曾谋图铲除这一毒瘤。裴度不曾参与和组织集团势力,也未曾制定和采取过周密打击宦官的计划和措施。但因为他秉公执政,不避权贵,因而常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反对和打击宦官势力。如元和九年(814年)十月,五坊小使至下圭县,县令裴寰“嫉其凶暴,公馆之外,一无曲奉”。小使怒,诬告裴寰。宪宗偏袒宦官,要以大不敬罪重处裴寰。宰相武元衡谏,宪宗不听。当时担任御史中丞的裴度,极论“忧措陛下百姓”的县今,岂能加罪。在裴度的坚持下,裴寰才得无罪获释。元和十三年九月,“五坊使杨朝汶妄捕系人,迫以拷捶,责其息钱,遂转相诬引,所系近千人”。裴度等追劾此事。当时,朝廷正用兵山东,讨伐李师道。宪宗想袒护杨朝汶,竟对裴度说:“姑与卿论用兵事,此小事朕自处之”。裴度曰:“兵事不理,止乱山东,中人横暴,将乱都下”。认为“用兵小事也,五坊退给平人大事也”。在裴度的坚持下,宪条不得不赐杨朝汶死,并释放所有被拘系的人。长庆元年(821年)十月,裴度屡上表抨击、揭露知枢密魏弘简、翰林学士元稹阻挠、破坏讨伐幽州军事的罪行,魏弘简左迁弓箭库使,元稹为工部侍郎。长庆二年初,裴度要求穆宗严惩恃宠骄恣,欺凌主将的昭义监军刘承偕,穆宗不得不公布刘承偕罪恶,并宣布要将其流放远州。正因为裴度敢于打击骄横的宦官,所以他每次被提拔重用与宦官无涉,而每次受排挤、打击,都直接、间接与宦官有关。

裴度坚持治理国家要任用贤才。宪宗元和十三年,他极力反对任用“掊克取媚”的皇甫铸为宰相。穆宗长庆年初,他无情揭露翰林学士稹镇与宦官魏弘简勾结“挠军败政”的罪行。裴度为将相20余年,荐引过李德裕、李宗闵、韩愈等名土,重用过李光颜、李朔等名将,还保护过刘禹锡等,但从不荐引无才的亲友为官。在唐朝后期,朝官结为朋党,相互援济的情况下,他不拉帮结派,反对权奸,坚持唯才是荐,是他的“正直”之处。

裴度一生“累为奸邪所排,几致颠沛”,到其晚年,为“自安之计”,“稍沉浮以避祸”。这是他晚年存在的问题。但综观裴度一生,他为了维护和巩固李唐的封建统治,坚持与权奸、宦官、割据势力进行斗争,这种斗争精神是可贵的。尤其是从他反对藩镇割据势力所取得的巨大功绩来看,他不愧为唐朝后期一位杰出的政治家。

裴垍
裴垍,字弘中,唐绛州闻喜(今山西闻喜县)人,生年不详,卒于唐宪宗元和五年(810年),著名宰相。

裴垍为武则天垂拱年间宰相裴居道的七代孙,20岁中进士。唐德宗贞元年间,朝廷制举贤良极谏科,裴垍对策第一,特授为美原县尉。他任期满后,各藩镇、州府,交相征辟,但均不赴就,不久,朝廷拜他为监察御史,此后,还相继任殿中侍御史、尚书礼部考功员外郎等职。这期间,吏部侍郎郑珣瑜曾委托裴培主持考试词判。裴垍秉公办事,严肃认真,不受请托贿赂,皆以实才取人。

唐宪宗元和初年,召裴垍入翰林为学士。此后,他还相继任考功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等职。

元和三年(808年),朝廷诏举贤良。当时应试的皇甫湜、牛僧孺、李宗闵等人在对策中指陈时弊、言词激切,考官杨于陵、韦贯之将他们三人招为上第录取。裴垍复查考试结果也无异议。为此事,李吉甫却泣奏唐宪宗,认为裴垍等录用非人。唐宪宗于是贬黜杨于陵、韦贯之外任,又罢免裴垍翰林学土,降为户部侍郎。不过,唐宪宗事非情愿,也知裴垍正直,从此反而对裴培更加信重,

就在这年秋天,李吉甫出任淮南节度使,唐宪宗遂拜裴垍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代李吉甫主持朝政,第二年又加任裴垍为集贤院大学土监修国史。

裴垍任职翰林期间,唐宪宗新平吴、蜀之乱,正励精图治,一切机要事务都要和裴垍商量后才施行,而裴垍也小心谨慎,认真按唐宪宗的旨意办事。裴垍任宰相以后,严明法治,考课吏绩,分清良恶,种种作法,正大光明,使唐宪宗也折服。当时,吐突承璀很受唐宪宗的恩宠,常寻机向唐宪宗有私人请求。但唐宪宗碍于裴垍,不敢如吐突承璀所愿,并诫其收敛一些。唐宪宗由于对裴垍信重,在朝廷常称其官号,而不直呼其名。

当时,百姓输赋税于州府要分成三份: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在唐德宗建中初年制定两税法时,物重钱轻,后来渐至物轻钱重,百姓赋税交钱,这样税额到唐宪宗时就增加了一倍。此外,唐时所说的“贯”或“缗”,按规定为千钱,但在习惯流行中并不足千钱,称省估,州里长吏为了中饱私囊,让百姓以足额交钱,称为实估,这样又加重了人民的负担。裴垍为相以后,奏请唐宪宗同意,将天下留州送使钱,改由省估征收。同时规定观察使或节度使,只征收所在州的赋税作为公费开支,如不足,才可征收所辖支郡,这样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裴垍当宰相时还很年轻,但他严肃为政,依法办事,颇有一番作为。他一心为国家朝廷办事,也触犯了勋贵旧臣的利益,引起他们的不满,但因裴垍事事在理,又得到唐宪宗的支持,他们也奈何不得。此外,裴垍还注意听从不同意见,以补自己的不足。

裴垍为翰林学土时,曾举荐李绛、崔群同掌机要政务;为宰相以后,又用韦贯之、裴度知制诰,擢拔李夷简为御史中丞,这些人后来都相继机任宰相,为一代名臣。他选用的其他人也都很精明。不负人望。裴垍才能兼备,风范凛然,知人善任,在他前后担任宰相的人中,是无人可比的,时论认为:他执政时期朝无奸侫,百业渐兴,出现唐后期少有的清明时期。

元和五年(8l0年),裴垍患中风病,唐宪宗得知后非常叹惜,特遣中使前往存慰,并对其饮食用药都让及时奏上,亲加过问。但裴垍的病并不好转,且日加重。唐宪宗只好免去了他的宰相职务,而改任兵部尚书,不久又迁任太子宾客。裴垍于当年去世,朝廷特赠他为太子少傅。

唐宪宗统治时期是唐后期政治比较清明时期,而裴垍是这一时期颇有作为的宰相。在他执政时,改革税收弊政减轻人民负担,在用人上擢拔才能,贬抑庸劣,又清风凛然,勤于职守,惜盛年去世,不得尽其才。

裴矩
裴矩(?—627),字弘大,河南闻喜(今山西闻喜县)人,原名裴世矩。曾在北齐、北周为官,入隋,文帝使其南略岭南,北抚突厥。又与牛弘参定隋礼,任吏部侍郎。炀帝时,主要经营西域。当时西域与中原来往隔绝多年,炀帝即命裴矩至甘州(今甘肃张掖),招引西域诸国来互市贸易。裴矩多次巡访甘州、凉州(今甘肃武威)、沙州(今甘肃敦煌)各地,与胡商接触,并招引他们到长安、洛阳贸易。裴矩根据胡商所述西域各国情况,撰成《西域图记》三卷,献于炀帝。由是引起了炀帝通西域的兴趣。大业三年(607年),炀帝北巡,裴矩引高昌王曲伯雅、伊吾吐屯设等入朝。大业五年(609年),炀帝亲征,打击阻隔西域贸易的吐谷浑,拓地数千里;后炀帝命裴矩引高昌王、伊吾设等西域二十七国到燕支山(在今甘肃山丹县)参加大会;大业六年(609年),邀西域各国派使者商人到东都参观元旦大会演,藉以夸耀隋朝之盛威。及后炀帝又遣将军薛世雄与裴矩至西域伊吾筑新城,由是隋与高昌关系更加密切。炀帝还接受裴矩的建议,派遣使者出访波斯、印度等地。

大业十二年(616年),裴矩又随炀帝至江都。大业十四年(618年),宇文化及杀炀帝后,以裴矩为尚书右仆射。后化及为瓦岗军李密所败,裴矩亦为窦建德所获,复以为吏部尚书、尚书右仆射。武德四年(621年),建德与唐李世民战于虎牢一带,兵溃被俘,裴矩遂降于唐,后为户部尚书。裴矩历经北齐至唐数朝,频易其主,但均受器重。

裴宽
裴宽(679—754),中唐时河东闻喜人。以廉明清正、刚直不阿、执法如山而名垂青史。裴宽生性通敏,工于骑射,尤为文词。初任润卅(今江苏镇江)参军,时有人送鹿肉给他,知道裴宽不收,悄悄放下肉就走。裴宽无处退礼,便把鹿肉埋在后花园里。刺史韦诜知道此事后,非常叹服,聘裴宽为按察判官,并许女为妻。后来,御史宇文融又推荐裴宽知任刑部员外郎。这时,万骑将军马崇白日杀人,而霍国公王毛仲因私人关系密切想包庇其罪责。裴宽不畏权势,不徇私枉法,主持正义,坚决以法从事,捍卫了法的尊严。不久,裴宽又先后升任中书舍人、御史中丞、兵部侍郎等职。

开元间,裴宽调任河南尹。任职期间,公正廉明,体恤民情,从不屈附于权贵,河南大治。后又调太原尹。由于他政绩卓著,唐玄宗赐紫金袋,并亲笔写下“德比岱云布,心似晋水清”的诗句褒奖之。

唐玄宗天宝初年,裴宽为东留太守兼采访使。旋即又升为范阳节度使兼河北采访使,加御史大夫。当时,北平军使乌承恩凭借自己的权势,贪受贿赂,谋取私利,民甚怨愤。裴宽了解后,对乌绳之以法,毫不留情。三年后,裴宽提升为户部尚书,仍兼御史大夫。当时刑部尚书裴敦复讨伐海贼不胜归来,到处宣传,说贼兵强马壮,气势汹汹,同时又给自己记功颂德,以期开脱罪责。虽为族人,裴宽对裴敦复这种推脱责任的做法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没有在皇帝面前为他“美言几句”。由是裴敦复怀恨在心。有一次,河北部将入朝,在皇上面前盛赞宽在范阳时非凡的政绩,说至今以来,连北方夷狄还思念着宽的恩泽。玄宗听后,对裴宽更是信任和赏识。然而,玄宗的信任,却引发了权相李林甫的不满。李林甫担心裴宽声名日大,威胁其相位,对自己不利;同时又恨裴宽与其仇人李适之亲善。因此,他企图挑拨裴敦复来对抗裴宽。敦复因前事与裴宽结下仇怨,加之他心胸狭窄,又经李林甫从中挑唆,遂千方百计构罪陷害裴宽。恰好这时,裴敦复的部将程藏曜、郎将曹鉴因依仗权势为所欲为,被人告发。裴宽奉命受理此案,遂秉公将二人逮捕入狱。敦复托人说情,裴宽执法不'肯宽容。于是裴敦复令其女婿以500两黄金贿赂了杨贵妃的姐姐杨三娘,从中陷害裴宽。杨三娘在玄宗面前多方罗织裴宽之过。唐玄宗这时已陷入奢侈荒淫的生活中,不理朝政,任人摆布,遂听信谗言,贬裴宽为睢阳(今河南商丘)太守。及韦坚案发,又因韦坚与裴宽有亲戚关系而再贬为安陆别驾。这时李林甫大权在握,大规模地排斥异己。他派罗希爽南下杀李适之,顺便过安陆刺杀裴宽。但罗希爽在裴宽的劝导下不忍下手而去。裴宽眼见奸臣当道,心灰意冷,遂表奏唐玄宗,决意出家为僧,玄宗不许。稍许迁升东海太守、襄州采访使。又人拜礼部尚书。天宝十四年(755)卒,享年75岁。赠太子少傅。

裴世清
裴世清,河东闻喜人,外交家。仕隋为文林郎、鸿胪卿掌客。人唐为驾部郎中、江州刺史。裴世清,正史无传,他的政绩很少为人所知,但他曾率领隋朝第一个政府级访日友好使团,为发展中日友好关系做出贡献。

中日两国隔海相望,一衣带水,友好情谊,源远流长。隋朝的统一,结束了南北朝长期纷争的局面,为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又提供了有利的条件。隋大业三年(607), 日本小野妹子访隋,次年三月到达长安。隋炀帝即派文林郎、鸿胪卿掌客裴世清率领代表团一行13人回访,小野妹子伴同回国。同年四月,裴世清到了筑紫。6月15日到达难波。8月3日,在日本皇室的隆重欢迎下进京(今奈良)。《隋书•东夷传》记下了当年的盛况:倭王遣小德河辈台,从数百人设仪仗,鸣鼓角来迎。后十日,又遣天礼哥多毗,从200余骑效劳。8月12日,裴世清晋见倭王,献上方物及国书。其时,圣德太子和诸王、诸大臣,都头戴金髻华,身着锦紫绣织及五色绫罗参加会见仪式,足见日方的重视程度。倭王谦虚地对裴世清说:“我听说大隋在我国之西,乃礼义文明之邦;我则区区岛国,偏居海隅,不识礼仪,孤陋寡闻,以至久不相见。今贵客远来,特意清扫道路,装饰馆会,以待大使,希望听到来自泱泱大国的文明教化。”裴世清则以大国口吻回答说:“皇帝德并二仪,泽流四海,以王慕化,故遣行人来此宣谕。”隋朝国书的内容,表达了隋朝对日本友好的诚意,赞扬了倭国政通人和的局面,肯定了倭国为发展中日友好做出的努力。

裴世清在倭国京城逗留了一个月,圆满地完成了光荣的使命,即向倭王辞行。倭王为他设宴饯行。9月11日,裴世清等从难波出发,启程回国。倭王再次派遣小野妹子为大使,并带领留学生和学问僧各4人与隋使同往。小野妹子于次年9月才回到日本。

裴世清访日,直接推动了隋代中日关系的发展,这次访问,总共在日停留了三个月时间,加深了对邻邦的了解,增进了友谊,形成了中日关系发展的高潮。在此前此后,日方派往隋朝的使团就有四次之多。作为一代外交大使,裴世清的名字将永远铭刻在中日友好关系的史册上。

裴松之
裴松之(372年—451年),字世期,祖籍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县)人,后移居江南。东晋史学家,为《 三国志注》作者。

裴松之士族官僚家庭出身,祖父裴昧官居光录大夫,父裴圭曾任正员外郎。裴松之从小喜爱读书,8岁时已熟知《论语》、《诗经》诸书。后博览典籍,学识日进。晋孝武帝太元十六年(391年),裴松之任殿中将军,时年20岁。晋安帝隆安二年(398年),其舅父豫州刺史庾楷联合兖青二州刺史王恭等攻打建康。兵败,庾楷投奔夏口的桓玄。庾楷推荐裴松之担任新野太守。裴松之考虑风险过大,迟迟不肯动身。不久,军阀火并,庾楷死于桓玄之手。裴松之免去了一场杀身之祸。

义熙初,裴松之先后担任员外散骑侍郎,吴兴故鄣县县令等职,后升调回朝廷,改任尚书祠部郎。

义熙十二年(416年),太尉刘裕(即宋武帝)率军北伐。裴松之时任司州主簿随军北行。刘裕十分赏识裴松之,赞他有“庙廊之才”,将他转任治中从事史。晋军占洛阳后,刘裕委任之为封国世子洗马。裴松之成为刘裕集团中的重要成员。

南朝宋代晋以后,裴松之历任零陵内史、国子博士、冗从仆射等职。元嘉三年(426年),宋文帝遣使巡行各州。裴松之被派往湘州。自湘州归来,他将所探询的吏政民情,归纳为二十四项条款。不久,他被升任为中书侍郎、司冀二州大中正,并赐爵西乡侯。晚年,裴松之先后出仕永嘉太守、通直散骑常侍、南琅邪太守。元嘉十四年(437年),裴松之65岁,致仕。不久,又拜中散大夫、领国子博士,最后进位太中大夫。

元嘉二十八年(451年),因病去世,终年80岁。

裴侠

裴侠,字嵩和,生年不详,卒于北周明帝武成元年(559年),河东解(今山西运城西南)人。祖父裴思齐曾在北魏时任议郎。父亲裴欣为西河郡守,死后得晋州刺史的名号。裴侠虽以门资解巾赴任,以至官达公卿之位,然而他官高不失其志,一生为政清廉,生活俭朴,克己爱民,所在州郡人民感其遗爱。

裴侠13岁丧父,青年时任州主簿,举为秀才。北魏正光年间(520—525年)以门资得到散官奉朝请,后升任义阳p郡守。永安二年(529年),元颢反魏,叛军攻下洛阳,并派使者赴义阳见裴侠。裴侠烧掉送来的书信,表示不听元颢的命令。事隔不久,尔朱荣率军平叛,孝庄帝回到洛阳嘉奖功臣,以裴侠有忠勇精神授予他东郡太守,兼防城别将之职。永熙二年(533年),高欢击败尔朱兆,收其部众,势力大增。孝武帝为抑制高欢,起用了拥有重兵的贺拔胜、贺拔岳兄弟,同时向河南(今山西南部黄河以南地区)征兵以加强京城的宿卫。裴侠率领自己的部曲赶赴洛阳宿卫京都。永熙三年(534年)高欢计杀贺拔岳,形势变得十分严峻。武卫将军王思政私下与裴侠议论时政,认为当时权臣高欢不听王命,自作主张,孝武帝力量日渐削弱,面对这种情况该采取什幺态度?裴侠认为如果与高欢对立则会有眼前的麻烦,与宇文泰交往则怕有将来的忧虑。不如跟随孝武帝,谨慎从事,从长计议,待机而行事。王思政心服其策,于是向孝武帝推荐,授予他左中郎将的职位。就在这年高欢兵进洛阳,孝武帝逃奔长安。裴侠随帝入关,因而赐爵清河县伯,官拜丞相府士曹参军。

西魏文帝大统三年(537年),高欢与宇文泰两军战于沙苑(今陕西大荔),裴侠率领乡兵部曲随军作战,冲锋陷阵十分勇敢。文帝奖励他的勇决精神,引用孔子“仁者必勇”的话语命他改裴协为裴侠。因战功晋升为侯爵。大统八年(542年),并州刺史王思政奉命镇守玉壁(今山西稷山西南),在朝中选择镇守之将,选了能战的韦孝宽,善谋的裴侠,任裴侠为长史。玉壁城周八里,四面并临深谷,地势险要,难以攻克。高欢以高官厚禄招聘乇思政,希冀瓦解西魏的力量。王思政让裴侠代为复信,文字气势壮烈。文帝称赞裴侠帮助他人挫难解纷有如战国时的鲁仲连。大统十二年(546年)高欢屡攻玉壁不下,得病退兵,裴侠守玉壁有功拜为河北郡守。在任上他躬履俭素,爱民如子,河北郡旧例有渔猎者30人、男丁30人供郡守驱使。裴侠认为满足自己的口腹去役使他人于心不安,于是悉令免除。而将这些佣工交纳的租税买了官马,几年繁殖马匹成群。在他离任之时一无所取。郡内吏民没有不怀念他的,人们编了歌谣传颂:“肥鲜不食,丁庸不取,裴公贞惠,为世规矩。”文帝欣赏裴侠清政爱民的风范,欲给众郡守树立一个榜样。有一次在朝中命裴侠独立一边,然后对众人说,裴侠奉公清廉为天下之最,你们谁能与他相比也可同他站在一起,众郡守都不敢应对。于是文帝赏赐他丰厚的物品,朝野都心服口服,称他为“独立使君”。

裴侠为九世伯祖裴潜作《贞侯潜传》,传中附上裴氏宗室中有清名廉政者,欲使后来者学习和仿效,也以先人的作为激励自己。他的堂弟裴伯凤、裴世修当时都是丞相府佐,不能理解他的作为,耻笑他不知人生奋斗为名为利,何苦作官还这样清苦。裴侠对答,认为清廉是任职的本分,勤俭是人立身的基础。裴氏家族是个大族,好传统代代有人继承,以清苦修身不为名利,是怕辱没祖先。一番话说得二兄自觉形秽。

大统十五年(549年)裴侠调任郢州刺史,加仪同三司。后梁竟陵守孙暠,鄼城守张健以郡降附西魏。裴侠认为孙暠眼珠乱动,说话没有分寸,不是真心降附,而张健神情镇定,不会有贰心。有人密告宇文泰,字文泰认为裴侠有鉴别力,于是派大都督符贵镇守竟陵,而对鄻城不派军队。第二年梁将柳仲礼率军救安陆,孙暠复叛魏,事态发展正如裴侠预言。不久裴侠转任大将军,拓州刺史,又拜为雍州别驾。

北周孝闵帝即位(557年),裴侠官拜司邑下大夫,加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进爵为公。后又担任户部中大夫,在几十天之内调查、揭发出贪官污吏的行为,树立了清廉严政的名声。后又调任工部中大夫,工部的贪官污吏都害怕得很。大司空的掌钱物典李贵躲在家里哭。裴侠得知后令他自首,李贵承认贪污了五百万钱。裴侠劳神过度得了昏昏沉沉的病,一日忽听到有五鼓的声音,立即惊起,重病由此见轻。晋公宇文护感叹裴侠忠诚,病危还忧国忧民。在他病重期间,许国公宇文贵、北海公申微等到家问候他,看到他住的房屋不免霜露,返回朝中向明帝报告,明帝顾惜他贫苦,为他修住宅,并赐给良田十顷。明帝武成元年(559年)裴侠病故。朝廷赠给他太子太师,蒲州刺史的称号。赐谥为贞。


裴行俭
裴行俭(619~682)唐代高宗时大臣,字守约,绛州闻喜(今山西闻喜东北)人。高宗时官至礼部尚书,兼右卫大将军,封闻喜县公。高宗立武昭仪(见武则天),行俭私下和长孙无忌、褚遂良议论,贬为西州都督府长史。麟德二年(665)拜安西大都护,在西域时,诸部多慕义归附。与李敬玄、马载同掌选事10余年,甚有能名,时称裴李、裴马。创立一些法规,使选任官职有条可循,为后来所承用。行俭少时从大将军苏定方学习兵法,后来领兵出征东、西突厥,善于料敌决胜。他诚恳待人,获得士兵爱戴,故战多取胜。调露元年(679)西突厥侵逼安西(今新疆库车),当时行俭受命册送波斯王子泥涅师归国,途经西州时,募得万骑,便假为畋猎,以计俘西突厥都支,将吏于碎叶城为他立碑纪功。由于他文武兼资,高宗特授礼部尚书,兼检校右卫大将军。同年,东突厥阿史德温傅、阿史那伏念反叛,行俭以定襄道行军大总管统兵30万出击。开耀年间,以反间计逼伏念执温傅来降,余众悉平。他善于识拔人才,军中提拔的将领如程务挺、王方翼、郭待封、黑齿常之等,都成为一代名将。行俭著有文集20卷和《选谱》。又撰《草字杂体》及营阵、部伍、料胜负、别器能等46诀,今佚。

裴秀
裴秀,字季彦,魏晋期间河东闻喜(今山西省闻喜县)人,魏文帝黄初四年(公元223年)生于一个世代官宦家庭。晋武帝泰始七年(公元271年),因服食寒食散后误饮冷酒,中毒身死。裴秀一生的主要活动是在政治方面,但却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地图书学家。

裴秀自幼好学,小有才名。年长居官,初袭父爵,做尚书令,后任延尉正。公元257年,,三十四岁的裴秀随司马昭到淮南征讨诸葛诞,因为他出谋划策有功,被任为尚书,不久又升为尚书仆射。晋武帝司马炎代魏称帝后,裴秀又先后担任尚书令和司空(相当于宰相),在他担任司空后,除在朝廷中负责其他政务外,还负责管理国家的地图和户籍人口。由于职务上的关系,他得以接触更多的地理和地图知识,并使他对古代地理和地图进行了仔细整理和精心研究。

我国地理学起源很早,远在三四千年前的商、周时期,国家已经设置了专门掌管全国图书志籍的官吏。大约在春秋战国战国时期,出现了我国历史上一部地理学名著――《禹贡》。到了魏晋期间,因为年代久远,《禹贡》中所记载的山川地名已经有很多变更。

裴秀在详细考证古今地名、山川形势和疆域沿革的基础上,以《禹贡》作基础并结合当时晋朝的"十六州"而分州绘制的大型地图集,绘制了《禹贡地域图》十八篇。图上古今地名相互对照,它不仅是当时最完备、最精详的地图,而且更重要的是它采用了科学的绘制方法。 裴秀在完成这本地图集的绘制以后,把它进呈给晋武帝,被当作重要文献收藏于"秘府"。裴秀在图的前面写了序言,详细谈到了他绘制地图所运用的方法。这是一篇很有科学价值的珍贵文献,它体现了裴秀在制图理论上的卓越见解。这篇序言后来被保存在《晋书•裴秀传》里。

他创立"制图六体"理论,系统总结了前人丰富的绘图绘图经验,为后世的地图绘制工作提供了一套完整的规范,是世界上最早的地图纲要。制图六体是很科学的。可以说,今天地图学上所应考虑的主要因素,除经纬线和地图投影外,裴秀几乎都已经提出来了。早在一千七百多年前,裴秀不仅已经认识到地在地图上表现实际地形的时候有哪些相互影响的因素,而且知道用比例尺和方位去加以校正的方法,这在地图发展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杰出成就。

裴秀的制图六体对后世制图工作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直到明末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所绘有经纬线的世界地图在中国传播传布以前,我国在地图绘制上,虽然在内容上不充实、完备,但是在方法上基本是遵循制图六体的。

据史书记载,裴秀除了绘制《禹贡地域图》以外,还曾经绘制了一幅《地形方丈图》,一直流传了几百年,对后世地图学的发展有相当大有影响。大概在他以前不久,有人绘制了一幅《天下大图》,规模非常宠大,据说"用缣八十匹",这在当时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但是这幅《天下大图》有一个缺点,就是不便携带、阅览和保存。于是裴秀运用制图六体的方法,"以一分为十里,一寸为百里"的比例尺(大约相当于一百八十万分之一)把它缩绘成《地形方丈图》,并且把名山、大川、城镇、乡村等各种地理要素清清楚楚地标示在图上。这样,阅览它就方便多了。可见裴秀已经掌握了缩放技术。

裴秀身居相位,一生主要从事政治活动,不可能经常花大量精力亲自动手进行绘图。因此无论是他的《禹贡地域图》,还是《地形方丈图》,都是在别人的帮助睛才能得以完成的。他主要是起了发起、组织和指导的作用。

裴秀对我国地图学的发展是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他所提出的制图六体为我国制图学奠定了科学基础。因此,把他称为我国科学地图学的创始人是并不过誉的。有些西方学者对于裴秀的成就也给予高度评价,说他完全可以和古代希腊著名的地图学家托勒密(公元99-168年)相提并论,而立于世界著名地图学家之林。

裴骃
裴駰,字龙驹,裴松之之子。南北朝时宋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县)人。官至南中郎参军。博学多才,主要著作为《史记集解》。

魏晋南北朝时期,封建史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史学受封普遍重视,史注随之盛行。继裴松之以补充史料为主注释《三国志》,创新完善了史注的内容和形式后,又出现了以荟萃众说为特点的集解、集注形式。裴駰的《史记集解》是代表之作。

西汉司马迁所著《史记》问世后,为之作注者历代有之。最早注《史记》的是东汉延笃。发展到隋唐,巳多达20来家。而流传至今的,主要有3家,即裴駰《史记集解》80卷、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张守节《史记正义》,各30卷。3家之中各有特色又互为补充,成为受人称道的好注本。

裴駰称赏司马迁,认为他确实是“命世之宏才”,能够广博地涉猎,贯穿经传,驰骋古今,纂成数千年的通史,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是值得尊敬的,又《史记》“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堪称一家之言。但是,他经过考校,认为此书也“时有纰谬”,“甚多疏略,或有抵牾”,有时“文句不同,有多有少,莫辩其实,而世之惑者,定彼从此,是非相贸,真伪舛杂。”于是,他决心为《史记》作新注。

当时,《史记》注本已有多种,经比较,他选择晋宋之际学者徐广的《史记音义》做基础,然后博采九经、诸子、诸史和汉晋人的《史记》注说成果作集注,称自己的注释为“集解”。他所集解的工作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并收诸说。裴駰认为徐广的《音义》“具列异同,兼述训解。粗有发明,而殊恨省略”。于是他广泛地吸取了前人对《史记》有关诸书的研究成果,如贾逵、服虔、杜预给《左传》作的注,如淳、张晏给《汉书》作的注,韦昭给《国语》作的注,凡是能补益《史记》的,全都抄入。抄写中,首先引出作者,注明出处,然后将引文准确详细地录出,注意首尾完整、史实连贯,表现出一丝不苟的科学严谨态度,不仅准确地注释说明了原文,方便了阅读,而且为后人校勘辑佚旧籍,提供了大量的佐证,从而使注文具备了较高的史料价值。

第二,未详则阙。裴注与原文的关系,—般是谨守着“注不破经”的汉儒旧例,只管随文作注,不对原文提出怀疑。他之所以提出“未详则阙,弗敢億说”的原则,是认为“人心不同,闻见异辞”。自己“愧非晋臣之多闻,子产之博物”,不敢以“妄言末学,芜秽旧史”去评论解释积德多学的司马迁及其《史记》因此在文义可疑之处,往往并列数家之说,以全其“集解”之意。即使在“疏略抵牾”之处,也往往“依违不悉辩”。有时,对原文出现的明显错误,裴注也只是稍作变通,客观地引出他说,而自己不作决断。
对所引注文,也基本取“未详则阙”的原则,他举例说:“《汉书音义》称‘臣瓒',莫知民姓,今直云‘瓒曰'。又都无姓名者,但云‘汉书音义'。”这里显然是一种“依违不悉辩”的处理办法。

第三,删浮取实。阙疑者虽可防止望文生义,主观臆断的弊病,但有拘谨之嫌,裴駰并不一味死守,而是以科学考证做为前提的。他往往是对前人所注之文句异同,悉心考订辨正,“删其浮辞,取其要实”。能下判断的,则以己意断之,用“駰案”标明。对《史记》正文出现的谬误,间或也作正面订正。对正文的纠正及对注文的删取,其苦心在于对《史记》起裨补作用。他将这种作用比喻成“慧星之继朝阳,飞土之集华岳”。

第四,补充史料。裴駰对《史记》的裨补还表现在对原文的史料补充上。即补充大量的历史、地理、典章制度等史料,扩大注释范围,充实注释内容。在传统的训诂注音之外,又继承发展了其父裴松之补充史料的特点,形成《史记》注释的新传统。唐代司马贞之《索隐》,张守节之《正义》又继承了《集解》的这一新传统,形成了《三家注》的特色,实际上是唐以前史籍注释的综合性总结。裴駰之开启之功,不容忽视。

裴駰在我国史注历史上,是继裴松之之后,又一位做出重大贡献的史家。唐代著名史学评论家刘知几称他“开导后学,发明先义,古今传授,是曰儒宗”。承认了他在史注上的宗师地位。

裴子野
裴子野,字几原,生于南朝宋泰始五年(469年),卒于梁中大通二年(530年),祖籍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县)。南朝粱著名史学家、文学家。

裴子野出生于封建世族家庭,曾祖裴松之,南朝宋太中大夫,著有《三国志注》,祖父裴骃,南齐中郎外兵参军,著有《史记集解》,都是著名史学家。父裴昭明、南齐通直散骑常侍。裴子野出生后母亲病逝,由祖母殷氏抚养。殷氏“柔明有文义,以章句授之”。不幸,在他9岁时,祖母也去逝了。裴子野悲痛万分,心灵受到沉痛的打击。

裴子野聪颖早慧,勤奋好学,少年时代就以善于著述文章闻名。年轻时即开始步入仕途,初任南齐武陵王国左常侍,后为江夏王参军。北齐中兴二年(502年),父裴昭明去世,裴子野辞官回乡。正在这时,南齐王朝也被萧梁王朝替代了。

萧梁初始,粱尚书仆射范云很赞美裴子野的文才、品行,准备上表推荐他,可惜未奏就突然去世了。当时文学家任昉颇负盛名,很多文人投靠到他门下,请求推荐仕官,唯独裴子野不愿走这条捷径,为此任昉很恼火,不在朝廷为他说好话。过了很久,裴子野才任安成王参军,兼廷尉正。廷尉是掌刑狱的机构,一次廷尉上奏一件判狱,裴子野不在场,同僚们代他签了名。谁知,梁武帝对此案很不满意,把办案的人全撤了,裴子野也在其中。有人劝他把事情真像讲明,可官复原职。裴子野笑着说:“丢官固然可惜,我岂能靠诉讼辩解当官呢?’他在家呆了很久,终无悔意。著名无神论者范缜在朝中任国子博士,与裴子野素未相逢,却很敬佩他的学识和为人,上奏请朝廷将自己的官职让给裴子野。朝廷以裴子野资历太浅为由,来予采纳。过了很久他才任尚书比部郎,仁威记室参军,后又任诸暨(今浙江诸暨)令。任职期间,以理取信于民,“百姓称悦,合境无讼。”数年后,裴子野才被吏部尚书徐勉推荐为著作郎,掌修国史及起居注。后又兼中书通事舍人,掌中书诏诰,不久又迁中书侍郎。梁大通元年(527年)转鸿胪卿、领步兵校尉。中大通二年(530年),死于任上,终年62岁。

裴子野仕官期间,忠子职守,任劳任怨,且为政清廉,是—尘不染的清官。他把朝廷的俸禄分摊给生活困难的亲戚朋友,自己则与妻子恒苦饥寒,居住在数间茅草屋内,“唯以教海为本”。晚年信奉佛教,严守戒律,病重期间“遗命俭约,务在节制’。裴子野死后,梁武帝为之流涕,亲下诏书,称“文史足用,廉白自居。谥曰贞子”。据说过去,五品以上的官职才有谥号, 裴子野“以令望见嘉”破了先例。裴子野下葬,湘东王萧绎亲自写墓志铭,藏在墓葬中,邵陵王萧纶为他立墓志,立于墓道中,“羡道列志, 自此始焉”。

裴子野与兄裴黎、弟裴楷、裴绰以文才誉满天下,号称“四裴”。裴子野具备了文史学家的修养和素质,以知识渊博令人折服。当时粱西北境外有滑国及白题二国,遣使臣朝贡。这二国从汉代以来就很少与汉族交往了,朝中没有人知道他们来自何方。裴于野见使者后,思索片刻便说:“汉颍阴侯斩胡白题将一人。服虔注云:‘白题,胡名也。’又汉定元侯击虏,八滑从之,此其后乎。”在场的众臣听后都很佩服他的广闻博识。此后裴子野奉敕撰著《方国使图》,记录邻近20余个国家的物产和风土人情。

裴子野的著述甚丰。他年轻时著《宋略》,影响深远。当初,裴子野曾祖裴松之刘宋时曾受诏续修何承天的《宋书》,未完成就逝世了。裴子野有志继承祖业,完成修史重任。他在《宋略.总论》中说; “子野生乎泰始之季,长于永明之年,家有旧书,闻见又接,是以不用浮浅。”两晋南北朝私家修史甚众,单修《宋书》者,有何承天,山谦之、苏宝生、徐爰、沈约等。唯沈约的《宋书》极为流行。裴于野观沈约《宋书》后,认为其繁琐,便删繁存简,“因宋之新史,为宋略二十卷。”“其叙事评论多善。”沈约见后感叹道: “吾弗逮也。”兰陵王萧琛评论《宋略》“可与《过秦》、《王命》相匹敌”。当时范缜读后说;“弥纶首尾,勒成一代,属辞比事,有足观者。”

《宋略》20卷,是南朝宋史专著,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极赞赏之,“世之言宋史者,以裴略为上,沈书次之。”又说:“裴几原删宋史为二十篇,芟烦撮要,实有其力。”《宋略》主要是删繁,也有所补充。全书已于宋、元散佚,仅散见于唐代史学家杜佑所撰的《通典》、唐许嵩撰的《建康实录》、宋李昉等编的《文苑英华》、以及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等著述中。《宋略》主要论述刘宋兴亡,其议事论赞受到诸家的引用。《资治通鉴》采用裴子野论10篇,如《论典签专恣之害》、《论仕途唯门户不问贤能之非>)颇有见解。

裴子野博览群书,著述文章,以文速见长。梁普通七年(526年)准备出师伐北魏,粱武帝敕裴子野写讨魏檄文,他在朝中当堂挥笔著文。梁武帝观后说:“其形虽弱,共文甚壮。”至此,粱朝的大小檄文均由裴子野执草。有人问他文速之道,裴子野回答说:“人皆成于手,我独成于心”。

南北朝时期文学领域受玄学影响很深,文章追求华丽,散文骈俪化,多有繁缛堆砌毛病。唯裴子野“不尚丽靡之词,其制作多法古,与今文体异。”他曾著《雕虫论》,反对“摈落六艺”,“非止乎礼义’的文风,对当时“深心主卉木,远致极风云”、“巧而不要,隐而不深”的颓废文风进行批评。他的作品清新秀美,质朴无华,体现‘复古’笔法。如粱普通七年(526年)所作《喻虏檄心》:“朕谓其君是恶,其民何罪,矜此涂炭,用寝兵草。今戎丑数亡,自相吞噬,重以无旱,弥年谷价腾踊,丁壮死于军旅,妇女疲于转输,虐政惨刑,曾无惩政。”文章一气呵成,真实反映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笔力刚劲,与堆砌典故的骈体文差别甚大,颇有秦汉遗风。裴子野还以擅诗著称,可惜已散佚,仅存3首,散见《艺文类聚》、《初学记》中。

裴子野是南朝萧粱时著名封建政治家,又是史学家、文学家.其一生著述,除《宋略>外,尚有《集注丧服》2卷,《续裴氏家传》2卷,《众僧传》20卷,《百官九品》2卷,《附益谥法》1卷,《裴子野文集》20卷,均佚。曾草创《齐梁春秋》未就。清人严可均辑佚裴子野文,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逯钦立曾辑佚其诗,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

司空图
司空图,生于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年),卒于后梁太祖开平二年(908年)。祖籍泗水(属今山东兖州)。不过这个祖籍距司空图本人生活时代恐怕是比较遥远了。泗水是孔子故乡曲阜的近邻,古人又素把“洙泗地”看作是儒学“摇篮”,故而他以自称“泗水司空氏”为荣。至于他的祖上自哪一辈迁居河东虞乡(令山西永济县东)还无以确定,但可以肯定司空图的祖父就已“退居”在那里。

司空图出生于一个中等官吏之家,其曾祖父、祖父和父亲都官至郎中。20岁左右,他开始四处出游,以求得到高官名人的引荐。奔波了10余年之后他找到了仕进的机会。时朝廷大臣王凝被贬为绛州(今山西新绛)刺史,司空图带着文章进谒,深受王凝赏识。不久王凝复任朝廷要职,做了礼部侍郎,并在咸通十年(869年)主持了科举考试,录取了司空图。这一年司空图所作《与惠生书》颇为慷慨地说;“足下某(上敖下且)于天地之间二十三年矣,及览古之贤豪事迹,惭企不暇,则又环颇尘蔑,自知不足为天下之(上敖下且)也。”他直言抒发自己的“平生之志”就是要通过“修平讨原”及于“济世之机”。但在此之后几年他并未得志。乾符六年(879年),宰相卢携被罢免,以宾客分司东都。卢携途径中条山下,曾在司空图住所耽过—段时间,后来两人又在洛阳同游。卢携对司空图十分赏识。第二年卢携复入朝为相,使司空图的官职连有升迁。广明元年(880年), 44岁的司空图已迁为礼部郎中。但就在这一年,黄巢农民起义军攻下了都城长安。长安之乱中,若不是他昔日的一个名叫段章的仆人暗中保护他,大概他连脱身也很难。为了避乱,他躲进了中条山中的王官别业。王官别业距其虞乡旧居有10来里地,为中条山所环抱,山谷清幽,溪水长流,风景很优美。

长安战乱对司空图无疑是精神上的严重打击。“空将忧图泪,犹拟洒丹墀”(《乱后三首》),司空图是伤心透了。这时他已有归隐不出之想,但还是念念不忘那个流窜中的皇帝。“亦知世路薄忠贞,不忍残年负圣明”(《寓居有感三首》)。光启三年(885年)唐僖宗自成都返京,行次凤翔,召见司空图,命为知制诰,迁中书舍人。但为官不到两年,司空图又归隐到王官谷了。“何事奸与邪,古来难扑灭”(《华下》),如果说农民起义军摧枯拉朽,使司空图为唐王朝感到失望的话,那么唐朝廷内部的“奸”与“邪”就使司空图彻底绝望了。其《五十》诗云:“闲身事少只题诗,五十今来觉陡衰。清秩偶叨非养望,丹方频试更堪疑。髭须强染三分折,弦管遥听一半悲。漉酒有巾无添酿,负他黄菊满东篱。”诗人的心境是相当惨淡的。过去他只求“角功利于古豪”(《司空表圣文集序》),现在是“闲身事少只题诗”。他年轻气旺、关心世事的时候不多写诗,如今日渐消沉起来,却以诗来自我慰籍,这就无怪乎他好诗不多了。他同时又有足够的时间来读诗、揣摩诗。其《与王驾评诗书》云:“吾适又自编《一鸣集》”。查考此集是司空图于光启三年(887年)所编,则《与王驾评诗书》当是司空图50岁时所作。其《与李生治诗书》、《与极浦书》也都是后期所作。《诗品》创作的时间很可能更晚。所以说,司空图主要是在后期隐居期间对诗歌理论进行探讨的。

50岁以后,司空图矢志与官场绝缘。唐昭宗龙纪元年(889年)诏复其旧官,司空图前去朝见,乞归山野。景福元年(892年)拜谏议大夫,司空图仍乞还山。乾宁三年(896年)诏兵部侍郎,司空图索性连朝廷也不去了。“称足疾不任趋拜,致章”。这正是司空图自己所说的“十年三署让官频”(《狂题十八首》)。由于战乱,许多文人学子和官吏到他那个幽处中避难,与他一起“樽前且拔伤心事,溪上还随觅句行”(《喜王驾小议重阳相访》)。这在很大程度上增长了他的名声;而朝廷闻之,认为在“朝难当兴”之际任用他这种“高士”于朝廷有利,就命之以高官。司空图几次不赴诏,反而名声更大了。在此之后的8年里,他或是隐居王官谷,或是去华阴、浙川等地避乱,“乱离身偶在,窜迹任浮沉”(《避乱》)。67岁时他重修了王官别业,写了篇《休休亭记》,打算在王官谷以尽风烛残年。然而就在他生平最后5年里还冒了两次险。一次是天复四年(904年),司空图被诏入朝。当时,唐昭宗正被幽闭洛阳,朱全忠、柳璨在朝廷弄权,曾一次杀掉朝臣异己者30余人。柳璨之所以要矫诏司空图,是想借助司空图的名声。司空图虽然对其不满,却又怕招致杀头之祸,于是佯称有疾;而且,在朝廷上故意堕笏失仪,显出一副老朽不堪的样子。柳璨知其意不可强求,又诏许还山。另一次是大佑四年(907),朱全忠篡唐之后,诏司空图为礼部尚书,这无非也是想利用司空图的名声罢了。司空图对朱全忠的不满不难想见,自然是拒绝赴任。第二年,即后梁开平二年(908年),司空图去世,时年72岁。

清人王士祯《五代诗话》云:“唐末人品,以司空图表圣为第一,其论诗亦超超元箸”。司空图能在封建社会后期享有那么大的声誉,一在于他自己的“人品”,一在于他所写的《诗品》。总之,为古人所称道的司空图的“人品”有三个地方比较突出。其一是“忠”;忠于国君,忠于唐王朝。作为封建士大夫来说,忠君就是一种美德。“娲女只解补青天,不解煎胶粘日月”(《短歌行》),唐王朝的灭亡就是国家的破亡,司空图想补天而不能,心中因此而悲苦不堪。当唐王朝危在旦夕之时,他人纷纷趋附朱全忠,司空图能先后五次坚辞高官厚禄,最后两次是冒着风险而不赴任,这种气节值得肯定。其二是“义”;在唐末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趋炎附势的社会中,为人交友能做到“义”并非易事。司空图早年受知于王凝,为报答知遇之恩而步步紧随,甚至不怕受到弹劾。后来又受知于卢携,被卢携誉作“高土”。他之所以为卢携所器重,所赞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卢携特别欣赏司空图为人重义这一点。战乱中许多流落奔波的文人官吏到他那里避乱,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他为人重义。更为可贵的是,司空图为人讲义气极有爱憎之分。河中节度使王重荣曾与宦官田令孜争夺盐池而大战于池苑,后来成为新的方镇势力。王重荣之子曾送给司空图许多东西,“伏腊馈遗不绝于途”,而司空图则把这些东西置之于市,任由市人尽取。其三是正直廉洁。唐末,整个上层社会已是全面腐化,而司空图独能“出淤泥而不染”,洁身自净,退隐修德,绝不与龌龊之人同流合污。司空图虽未能像陶渊明那样真心热爰农村劳动生活,未能耕田种地;但他五次辞去朝中大官,绝不与奸邪卑俗之人共事而在乡间“与野老同席”,不也可与陶渊明相媲美吗?元好问就把司空图和陶渊明放在一起来赞美,其所敬仰的正是他们的清正廉洁。

奠定司空图在文学史上突出地位的是他的《诗品》。这部诗论是对唐人诗歌创作艺术审美的出色总结。对后人的诗歌创作具有极深远的影响。他把诗歌分为二十四“品”,辩析各种不同的意境和风格。他所欣赏和倡导的是一种“妙造自然”,“超以象外,得其环中”,“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艺术境界。结合他其它一些诗论,不难看出其诗论的核心是“景外之景”、“象外之象”、“味外之旨”、“韵外之致”数论;其之所以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主要在于它把诗人的诗歌创作与欣赏者的形象思维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也就揭示了我国古代诗歌艺术的魅力所在,“景外之景”与“味外之味”完全可以看作是一个审美欣赏的过程。这个欣赏过程可分为三个环节:象、味——象外之“象”——味外之“味”。第一个环节是“象”和“味”。这个“象”是第一重象,是指作品所展示出的、具有典型特征的、可以诱发读者进行想象的意象。“味”是从这个“象”中直接生发出来的,是读者不经过审美想象就可以直接得出的“味”,也就是浅一层的“味”。第二个环节是象外之“象”。这个象可以说是第二重象,是欣赏者在获得第一重象之后在头脑中经过想象而获得的意境。第三个环节是味外之“味”,也就是司空图所说的远在“咸酸之外”的“醇美”之味。它紧紧伴随第二环节而来,是欣赏者经过想象获得意境之后从意境中品尝出来的。它的最大特点就是“远而不尽”。一个欣赏者对古诗进行审美欣赏,只有当他寻觅到味外之“味”的时候,他的审美欣赏才算完成,此正司空图所说:“而愚以为辩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司空图的“象外之象”、“味外之味”说。丰富和拓展了我国传统文艺批评中的“意象”、“意境”、“韵味”等美学范畴,代表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诗歌艺术的审美理想。


王绩
王绩(586—644),字无功,自号东皋子、五斗先生,祖籍祁县,后迁绛州龙门(今河津县)。唐朝著名诗人。出身官宦世家,是隋末大儒王通之弟。

王绩自幼好学,博闻强记。隋开皇二十年(600),只有15岁时便游历京都长安(即今西安),拜见权倾朝野的大臣杨素,被在座公卿称为“神童仙子”。大业元年(605),应孝廉举,中高第,授秘书正字。但他生性简傲,不愿在朝供职,改授扬州六合县丞。因嗜酒误事,受人弹劾,被解职。其实,他并不看重官职,故感叹道:“网罗在天,吾且安之。”时隋末大乱,他常和隐士仲长子光在一起饮酒赋诗,养鸟等均有研究。

王绩性情旷达,嗜酒如命。唐武德八年(625),朝廷征召前朝官员,王绩以原官待诏门下省。按照门下省例,日给良酒三升。其弟王静问:“待诏快乐否?”回答说:“待诏俸禄低,又寂寞,只有良酒三升使人留恋。”待中陈叔达闻之,由三升加到一斗,时人称为“斗酒学士”。贞观初,太乐署史焦革善酿酒,王绩自求任太乐丞。后因焦氏夫妇相继去世,无人供应好酒,于是弃官还乡。回到东皋后,他把焦革制酒的方法撰为《酒经》一卷;又收集杜康、仪狄等善于酿酒者的经验,写成《酒谱》一卷。在所居之东皋,为杜康建造祠庙,并把馈赠过美酒的焦革也供进庙中,尊之为师,撰《祭杜康新庙文》以记之。王绩因对现实不满,终于走上隐居之路,但有人以酒邀者,无不乐往。其《醉乡记》、《五斗先生传》、《酒赋》、《独酌》、《醉后》等诗文,均被太史令李淳风誉为“酒家之南董”。

除好酒外,王绩还好弹琴,曾“加减旧弄”,改编琴曲《山水操》,为世人所赏。又精于占卜算卦,兼长射覆。但最大成就在于诗歌,有《王无功文集》五卷本行世,被后世公认为是五言律诗的奠基人,扭转齐梁余风,为开创唐诗做出重要贡献,在中国诗歌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贞观十八年(644),王绩病卒于家中。与陶潜的《自祭文》一样,生前已备有自撰志铭,并嘱家人薄葬。

王通
王通,字仲淹,生于隋文帝开皇四年(584年),卒于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7年)。隋河东郡龙门县通化镇(今山西省万荣县通化乡)人。是隋代山西的一位私人教育家,死后,门弟子私谥为“文中子”。

王通,《隋书,无传,新、旧《唐书》王绩、王勃、王质传中虽均曾提及,然皆极简略,称其为隋末火儒而已。参考其它文献,我们大致可以知道:王通出生在官宦世家,其父王隆,曾于隋开皇初,以国子博土待诏云龙门,向隋文帝奏《兴衰要论》7篇,“言六代之得失”,颇为隋文帝所称道。王氏家学渊源深厚,所以王通从小就受到儒学的熏染。《中说•立命篇》有“夫子十五为人师”的记载,可见王通少年时即精通儒学,学问极好。

据说在隋文帝仁寿三年(603),王通曾经“西游长安,见隋文帝,奏太平十二策,尊王道,推霸略、稻今验古”。但没有受到重用,大约是由于同乡薛道衡的推荐,才被授以蜀郡司户书佐、蜀王侍郎。王通并不满意,所以不久就“弃官归,以著书讲学为业”。

王通弃官归乡后,便潜心钻研孔于的“六经”,据说曾经受书于东海李育、学诗于会稽夏琠,问礼于河东关子明,正乐于北平霍汲,考易千族父仲华。经过一番研究,王通自觉很了不起了,便以“圣人”自居,模仿孔子,作《王氏六经》,或称《续六经》。并开始在家乡的白牛溪聚徒讲学,“门人常以百数,唯河南董恒、南阳程元、中山贾琼、河东薛收、太山姚义、太原温彦博、京兆 。

                                                (责编:张军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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